商鞅的“强秦之计”——商鞅变法，是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催生出的重大改革举措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动荡和各诸侯间激烈的“争于气力”，历史发展仿佛行至了一个关键的“三岔口”。这一时期，“百家争鸣”的思想盛行与变法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。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并取得成功，充分展现了他的思想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通达配资，也验证了“时势造英雄”的古训。
西周初期，周天子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，构建了一张以天子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网络。这张复杂的联系网络依据血缘的亲疏远近、个人战功的大小以及信任程度来划分政治等级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治体系。
正如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所预见的，通过共同血缘这一天然纽带，实现了整个部族的团结，进而巩固了天子的统治权，使其得以长期维系。由此，宗法体系成为贵族内部等级的基石，形成了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卿室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隶子弟，庶人工商各有分亲，皆有等衰”的政治结构。
展开剩余86%周天子将通过战争征服而得的土地，根据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划分为大小不一的封国，土地和管理权则分别交予与天子同宗同祖的亲族成员，以及在战功卓著的大臣们掌管。只要他们依照法律向天子进贡，遵守天子制定的规章制度，就能世袭这些封地和权力。这就是西周时期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的核心内容，也是维系西周数百年政权稳定的根本保障。
然而，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邑（今洛阳）之后，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。随着“周室衰败，列国并峙，政由方伯”，原本依靠血缘亲疏维系的宗法制度、礼法保障和道德约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效力。随着族群人口膨胀，血缘关系日渐疏远，要维系庞大宗族内部的凝聚力，血缘纽带不可避免地走向“泛化”。
诸侯国势力的扩张改变了西周初期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，实力强大的诸侯不再敬畏周天子，表面上依旧是封国，实际上已架空了中央政权，甚至自立为王，天子的权威因此遭到严重挑战。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，昔日天下共主的地位日益式微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人口激增，土地和资源变得日益匮乏。各诸侯为了保障封国的生存空间，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频繁掠夺邻国资源，导致战争不断加剧，封国实力愈发分化。铁制农具的推广与牛耕的普及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，耕作方式转向“深耕易褥”，耕地面积快速扩大，私有田地大量出现，这动摇了西周时期根深蒂固的井田制经济基础。
从西周“崇尚道德礼仪”的社会形态，到战国“争于气力”的局面，绝非一朝一夕演变而成，而是经过了三百余年的社会变迁。西周时期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，诸侯大体服从周天子的封建制度约束。春秋前期（大致以“五霸”时期为界）基本延续了周朝政体及权力结构，天子高居权威象征地位，诸侯普遍承认其权威。
但随着历史推移，春秋后期周朝政体逐渐松弛，政治权力分散，诸侯势力日益强大。诸侯国开始分裂，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成为明显标志。至周贞定王十六年，三家分晋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大幕。
春秋前期，周天子权威尚能维系，诸侯尚能遵守礼乐章法。然而进入战国时期，周天子权威荡然无存，王侯们争夺土地、权力肆无忌惮，“以强凌弱、以众暴寡”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礼乐制度彻底崩坏。这一“大鱼吃小鱼”的局势最终导致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、秦七雄并立的格局形成。
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生动描绘了这一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秩序和制度演变过程，激烈的政治竞争和残酷的战争使诸侯间土地争夺愈演愈烈。土地成为决定诸侯实力的关键因素，实力强大的诸侯掌控更多土地通达配资，而弱小者则不得不通过割地求和、投靠强国来求生存。大多数小国最终难以为继，被兼并吞并，成为争霸角逐的牺牲品。
长期战争的现实下，诸侯国不断进行征兵征粮，以备战争之需。面对残酷的诸侯混战，各国君主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，掌控更多资源以求胜利，这也成为他们评判和采纳各家学说的根本标准。
自西周以后，昔日强盛的封建国家政权逐渐衰败，周天子权威大幅下降，王室命运依赖诸侯支持。诸侯间激烈竞争提升了士人的社会地位，也拓宽了政治自由与舆论空间。民间私学兴盛，士人群体迅速壮大，逐渐成为政治的重要支柱，形成了“诸子百家”游说各国君主的盛况。
春秋时期，正是思想创新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，儒、墨、道、法家等学派相互交流、相互影响，逐步形成风格迥异、政治主张各异的诸子学说。尽管各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想，但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、道家和墨家为何未能扭转西周王朝衰败的命运？这主要缘于它们理论的可操作性不足：儒家的“托古”、墨家的“平民意识”与道家的“避事不争”均显得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入。
春秋战国时代，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终结诸侯混战，唯有武力征服方能实现国家大一统。要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则需强大的物质基础、政治体制和军事力量。西周以来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已无法支撑这一切，结束“礼崩乐坏”的无序局面成为诸子们共同关注的核心。
儒、道、墨三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，除道家部分思想特殊外，儒墨二家均期望通过重建理想价值和秩序规范来实现社会“定于一”的政治目标。三家都追求“托古”，构造一个完美的古代理想社会，如尧舜禹汤文周公时代。孔孟强调只有遵守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社会规范，方能实现合理有序的社会。
老子对当时“争于气力”的残酷现实极为反感，宁愿回归到“小国寡民”的远古时代，废除器械、舟车、甲兵与文字，过着“甘其美，安其居”的“无争”生活。老子主张君王“无为而治”，即通过顺应自然的方式治理国家，这种“无为”是原始而自然的“为政之道”。
老子所追求的“古”与孔孟、墨子所指的“古”大不相同，他更倾向于极为久远的远古时代，只有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能揭示其深意。然而当时的人缺乏时代意识，不愿承认“现世如此，因此我们应如此”，只愿简单地复古，试图恢复古代的生活方式。
对孔子、孟子、老子等人的思想，我们应予以理解，但对当时的君主而言，这些主张明显不合时宜。墨子强调实用与节俭，认为各种器物都是先贤圣王的德惠，提倡慎用，以矫正奢靡之风，体现出其“托古”倾向。墨子尊崇尧舜禹时代，明显带有“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”的色彩。
然而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已无法回到过去，儒、道、墨的“托古”思想自然难以获得各诸侯的重视。若“托古”仅是哲学思考尚可接受，但其背后的政治主张缺乏实操性则无济于事。孔孟周游列国劝谏诸侯施行仁政，最终均以失败告终，原因正是现实残酷，连年战乱已摧毁西周礼法，建立“大同社会”的基础荡然无存。
当时的战争和“争于气力”已无余地容许君主实施“仁政”，孔孟的“仁政王道”非诸侯所需。统治者的目标是称霸天下、富国强兵、扩张疆土，而孔孟强调的“修身、养性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哲学，显然与诸侯们的需求南辕北辙。总体而言，商鞅的思想比起儒、道、墨三家，更符合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实际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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